党校调研报告系列之五
敦煌的堡和墩
据《居延汉简考释》对汉长城“堡”和“墩”的记载：“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可见堡和墩自古有之，和烽燧一样，是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作用仅次于城。
敦煌的堡和墩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雍正年间，是和清代敦煌移民开发、屯垦戍边同时进行的。堡和墩的建设浓缩、沉淀了清朝中后期整个敦煌历史。雍正四年（1726），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军巡边至古沙州地，在向雍正皇帝奏请屯垦开发沙州的《奏陈会勘安西沙州城渠屯垦事务管见折奏议》中，详细具体地提出了在敦煌南北两带建堡、建墩和驻军的建议：
至沙州西去一百一十里，地名伯颜布喇。乃通衣松插罕齐老兔(蒙古语地名，在敦煌和哈密交界处)之要路，又当色尔腾、柴达木之通衢，应拨兵二十名，轮班巡守，修墩台一座，营房八间，围墙一道。再沙州西南地名沙枣墩，乃通席尔哈金党城之要路，又接应伯颜布喇，亦应拨兵十名，轮班巡守。修墩台一座，营房四间，围墙一道。再沙州东南千佛洞沟乃通党城石包城之捷路，应拨兵五名，轮班登高瞭望。山上修墩台一座，洞旁修营房两间。黄墩子北青墩峡，俱通哈密之要路，又杜尔伯津东南芦柴沟、峡中泉俱通巴尔滩、水峡塘之捷路。各处皆宜拨兵五名，驻汛巡防。各修墩台一座，营房二间，围墙一道。如此遂路设备，南山北山一带形同天堑，无隙可乘矣。
这份奏议精确地提出选址、建墩位置、驻军数量、供房间数和围墙等附属设施的提议事项，雍正皇帝当年批准，当年实施，次年全部建设完工。
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派工部侍郎马尔泰，光禄寺少卿汪隆来沙州办理督修沙州城工事务。马尔泰，满洲正黄旗人，康熙雍正时期朝廷重臣，曾任川陕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刑部右侍郎，授领侍内卫大臣。在督修沙州城工事务期间，马尔泰视察了瓜、沙屏藩石包城、伯颜布喇墩，并为伯颜布喇墩赋诗一首：伯颜墩
逼近青海各要路，平原丰草一望无际，今分设瞭戍，烽逻严明，乃西疆门户第一等也。 茫茫青海是岩疆，落日平原照大荒。 草色连天溪水碧，风威卷地野尘黄。 防秋已见军容肃，奉使宁知塞路长。 十载壮怀尤未尽，须眉今喜一飞扬。 马尔泰诗中记载了伯颜布喇墩的地理位置、军事作用，描述了驻军的军容军纪，并抒发了自己壮怀激烈的情感抱负。在诗序中把伯颜布喇墩誉为西疆门户第一等。伯颜布喇墩至今仍巍然屹立在阳关镇山水沟东，也可以自豪的说：伯颜布喇墩是当时西疆第一墩！
由此可知，最早的堡是黄墩堡，建于雍正五年（1727）。最早的墩是阳关镇山水沟口的伯颜布喇墩，七里镇境内的沙枣墩，月牙泉镇境内的千佛洞墩，黄渠镇的青墩峡墩，建于雍正五年（1727）。黄墩堡和伯颜布喇墩等墩主要承担驻扎军队、登高瞭望、侦瞭巡守的纯军事职能。
从清同治年间到民国年间，敦煌周边民族冲突不断，劫匪抢掠连年，县府有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城池，尚难以自保。在广袤的乡野，村民和宗族主动自救，自发组织起来修建堡和墩，积极预防。乡间的堡子类似小型城堡，选址要求地势较高、地形平坦、视野开阔、进退自如、水资源良好、土质含盐碱少黏性高、人畜容易聚散的地方。堡子最核心的工程是夯筑高大厚实的四堵围墙，墙顶外有垛口、瞭望孔、射击孔，内有女墙，四角筑有角墩。夯筑墙体的土，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施工过程中还要保持适当的湿度，只能现挖现用。所有工程全部由人工完成，只有铁锨、推车、木板、石杵、吊绳吊筐等简单的工具。堡子无论大小，土方和人工用量都很大，在哪个时代都是大工程。
堡子面积从一、二亩到数十亩不等，大的堡子，四个角墩上筑有角楼，便于防御。堡内有房子，可容纳数十家数百人居住，还有庙宇、戏台和水井等。小的仅供一户人居住，民间亦称为堡子。部分堡子是由坊里的百姓共同建筑，所以以坊命名，如秦州堡、肃州堡、河州堡等。也有由乡绅、大户领头，周边百姓协力修筑，内建有供人居住的房屋，大户或者富户居住其内。也有大户富户独资修建的，都以其姓命名，如苏家堡、习家堡、甘家堡等。如遇匪患抢掠袭扰，这些堡和墩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盗匪来时，堡子附近的百姓迅速将人、畜、粮食等转运到堡内。准备好大刀长矛、枪炮石块，堵死关闭堡子大门，丁壮者携武器在堡墙上守卫。因堡子易守难攻，对付匪患，很好的起到了保护百姓安全的作用。等匪盗退去，恢复往日宁静，百姓再出来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墩与堡相似，只是规模较小，更易于修建。有的墩是独立建筑的，更多的是和自家的房子连体建筑。也是用粘土夯堆垒起高大坚固的土台，多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有门，上层有垛口枪眼，多以建筑者姓命名。起到了登高望远、侦瞭巡视、保护家人、看田护牧、传递信息的作用。这些堡和墩是幸福的家园，也是抵御外侮的基地。堡和墩的建筑结构，寄托了先民们守望和平的向往和追求。
民国敦煌文化人士吕钟先生《重修敦煌县志》对敦煌的16个堡和13个墩作了记载。1954年、1960年敦煌县政府组织专人对敦煌的堡和墩作了两次调查统计。三份资料的结论基本一致。有8座堡子建设时间早，最早的是七里镇南台堡，建于嘉庆十年（1805）。其次是转渠口镇的秦州堡，建于嘉庆廿一年（1816）。肃州镇的肃州堡建于嘉庆廿三年（1818），西山丹堡建于嘉庆廿五年（1820），位于现孟家桥村。武威堡建于道光八年（1828），位于现武威庙村。郭家堡镇的狄道堡，建于道光十三年（1833），位于现六号桥村，狄道即现在的临洮县。莫高镇的灵台堡子，建于道光廿一年（1841）位于甘家堡村七组、苏家堡村一部分。黄渠镇清水堡，位于原清水五组和原富强村交界处，建于道光廿三年（1843）。这个时期建造的墩有嘉庆十年（1805）建甜水井墩、圪垯井墩，道光十一年（1831）建的空心墩。从清代移民到建县后的一百年间，堡和墩的作用仅仅是防备小股匪患、野兽的侵扰，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大规模建设堡子和墩，还得从我们的先民一段多灾多难、腥风血雨的艰辛岁月说起。
从清代咸丰二年（1852）到同治十二（1873）的21年中，青海境内的游牧部落和肃州、陕西回民数十次来敦煌烧杀抢掠，百姓饱受欺凌折磨，度过了一段动荡不安、黑暗艰辛的岁月。咸丰二年（1852）春三月和夏六月，青海境内的游牧部落两次来敦煌抢掠。咸丰四年（1854）四月初八和当年冬天青海境内的游牧部落两次来敦煌抢掠。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敦煌文化名人雷起瀛先生在《魁少府仙洲先生六旬寿序》记载了咸丰二年（1852）春三月青海境内的游牧部落来敦煌抢掠和典史魁瀛率领官兵百姓英勇抗击番匪抢掠的过程：
壬子春三月，番匪忽至近郊劫夺，一时人皆慌乱，明府因公适肃，而营员兵弁畏缩不出，先生独率民壮二十人，跃马前驱，出城一呼，百姓相与往者三四百人。摭番贼于戈壁急击之，贼乱奔窜，所掠牛羊大半夺回，闾阎妇子，无不歌颂其功德焉。
吕钟先生的《重修敦煌县志》用寥寥数语，也记录了敦煌的这四次劫难：
壬子，文宗咸丰二年（1852），春三月，番匪忽至近郊，时邑令沈某因公赴肃，典史魁瀛率民壮数十人出城拒战，百姓相随者三、四百人，摭番匪于戈壁急击之，贼乱奔窜，所掠牲畜强半夺回。
夏六月，番匪又至南湖巴彦布喇，千总刘绪率众御之。绪战一昼夜，援绝兵败，大掠而去，士兵伤七十五人。
甲寅，文宗四年（1854），青海番匪数百人突至千佛洞。时值四月八浴佛大会，抢劫骡马财物而去。是年冬，又至南湖，官民合力御之，遂大掠而去。
文中所说的“番匪”“青海黑番”指的是敦煌以南和青海境内的以蒙古族为主的游牧部落。除第一次官民合力拒战，所掠牲畜大半夺回外，其余三次，由于军备荒废，官兵竟不敌番匪，致其抢劫财物，“大掠而去”。南湖、城郊和参加四月八浴佛大会的百姓猝不及防，倍受惊扰，损失惨重。
经过血的教训之后，敦煌各乡都开始建设堡子和墩。有记载的是：
颜家堡 咸丰三年（1853），位于黄渠镇戴家墩村。
周家堡 咸丰四年（1854），位于黄渠镇原马圈滩村。
习家堡 咸丰五年（1855），位于黄渠镇常丰村。
马家堡 咸丰五年（1855），位于黄渠镇清水村。
张家堡 咸丰五年（1855），位于转渠口镇秦安村。
陈家堡 咸丰六年（1856），位于黄渠镇常丰村。
东山丹堡 咸丰七年（1857），位于肃州镇孟家桥村。
河州堡 咸丰八年（1858），位于肃州镇河州堡村。
苏家堡 咸丰十年（1860），位于莫高镇苏家堡村。
上灵台堡子 咸丰十一年（1861），位于莫高镇甘家堡村。
隆德堡 咸丰十一年（1861），位于莫高镇苏家堡村。
泾州堡 咸丰十一年（1861），位于莫高镇泾州村。
安化堡 咸丰十一年（1861），位于七里镇习滩村，安化即现庆阳市。
王家堡 同治元年（1862），位于转渠口镇吕家庄村。
张掖堡 同治元年（1862）四月，位于肃州镇板桥村。
范家堡 同治元年（1862），位于月牙泉镇杨家桥村。
冉家堡 同治三年（1864），位于转渠口镇盐茶村。
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敦煌的先民为了外御匪患、生存自保、投工投劳，自发组织建设堡子17座。
这个时期建的墩有：
窦家墩 同治元年（1862），位于莫高镇窦家墩村。
刘家墩 同治元年三月（1862），当地人称“接王墩”，位于肃州镇孟家桥村。
新 墩 同治元年（1862），位于莫高镇新墩村。
龚家墩 咸丰八年（1858），位于肃州镇魏家桥村。
祁家墩 咸丰九年（1859）四月，位于肃州镇祁家桥村。
新店台墩 咸丰十年（1860），位于莫高镇新店台村。
十年后，从同治四年（1865）到同治十二年（1873）的9年中，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一波又一波回民烧杀抢掠祸及敦煌。清同治元年（1862），以白彦虎、马长顺为首的陕西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以马兆龙、马化龙为首的回民叛乱。一时西北狼烟四起，祸乱不断，西北河山不保，清政府派重臣左宗棠率军入陕西围剿叛军。同治三年（1864）二月，在遥远的河西肃州，以马文禄为首的肃州回民也趁机发动叛乱。
同治四年（1865）春，敦煌回民密谋倡乱，被事先发觉，官兵防备甚严。时任知县樊建基，陕西富平人。雷起瀛先生在《邑侯樊东峰先生六旬寿序》对其有以下描述和很高的评价：
邑侯东峰先生，陕之望族也。筮仕甘肃、历治正宁、安定，所至俱有声称。于同治三年，来莅敦煌，善政宜民，惠心爱物，不喜事不纷更务，与斯民相安于出作人息而已矣。其持己也，俭朴矢素，边幅不修，动履以诚，无事雕饰。其待人也，笃实相将，内外如一，容止词气之间，质直而无华。比及肃州既陷，伊吾不守。敦邑回族与汉民错处杂居甚多而可忧。公外示宽宏之度，俾嫌隙无自生；内存镇定之神，而防察无不密。以故四月八日，祸延仓促，逆回走者走，亡者亡，而百姓得免于荼毒者，皆公平日抚慰之力也。
知县樊建基是个敬业警觉的官员，遇事有预感有预案。四月初八，樊知县与参将谭玉龙合谋，在回民起事前，突然关闭四座城门，时城内回民聚集在秦州户和草厂（现阳关大厦）一带，县志记载：“相抵拒，惟时官兵少，计难胜敌”。樊知县是个有谋略的人，他懂得发动百姓，依靠百姓，事先安排好武生王贵枝、农民杨茂、周某带领民团从东门入城来援。回民惊惧失措，死战南门破门出城，至龙头山（阳关镇境内）驻扎。
四月十五日，樊建基令拔贡生王珽、周老农等率官兵和民团赴龙头山加新台子追杀叛乱回民。二十四日，两相接战，官兵和民团败，回民追杀官兵到通裕渠口（现七里镇李家墩一带），拔贡生王珽阵亡。四月二十八日，回民向北退往二道泉。当时敦煌属安西直隶州管辖，樊建基向安西协营求救，安西协营派经制石奎来援。樊建基令武生王贵枝、周老农和来援的石奎再战又败，石奎战死石家梁，周老农被擒惨死，同时阵亡者三十余人。此次战败，安西协营力诋王贵枝临阵脱逃败致，樊建基斩杀王贵枝以殉。战后，回民再向北屯驻北湖南梁，官兵追击未至。之后，回民分二股溃去，一股东窜肃州，一股西窜新疆。
这次叛乱，祸及县城内及周边，七里镇、阳关镇、肃州镇、黄渠镇，占敦煌县域的一半。艰难乱世，人心惶惶，城乡百姓在惊吓袭扰后战战兢兢度日。
同治八年（1869）七月初七，是传说中鹊桥相会的日子。正是四乡六隅禾稼如云，硕果累累的时节。敦煌的乡俗是农民晨起到田间惊呼逐鸟，谓不伤禾稼。来自肃州的叛乱回民，后半夜悄悄潜入现转渠口、肃州镇一带田间丘垅，在农民惊呼逐鸟时，佯装回应，待农人不备时，突然窜出田地，以抓农民杨茂为名，突奔四乡焚烧齐家庄、龚家庄、夏家梁。烧杀屠掠三日，仍回肃州。
同治十年（1871）到同治十二年（1873）敦煌进入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敦煌的先民度过了血雨腥风的三年，敦煌的堡子和墩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同治十年（1871）春，在清军围剿下，叛匪从陕西一路溃败西逃，左宗棠亲自指挥清军追歼至肃州。五月，白彦虎、马长顺叛匪由西宁出张掖扁都口至甘州、高台，声援肃州。被左宗棠部文麟、景廉率清军击溃，逃出关外，窜扰玉门、安西、敦煌。七月二日扑入安西州城，被驻防提督张玉春率清军击退。再向西窜入敦煌，往来三四次，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四乡被害甚烈。
同治十一年（1872）春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在过大年，匪首马长顺、邹阿訇率三千人攻庄浪陈家堡（现黄渠镇常丰村）。陈家堡被攻陷后，《敦煌县志》用六个字描述：失陷屠掠甚惨！由于再没有留下记载，仅“屠掠甚惨”四字可知血腥之状。
二月九日，叛匪与官兵在县城北郊对阵开战，沙州营参将赵德魁率众官兵，在举人雷起瀛、武生黄子元和民团协助下，从天亮战至中午，官兵大捷，杀叛匪数百人。当天晚上叛匪焚烧位于现祁家桥村的平番庙及近城民房多处，烟火四起，百姓哭声震天。
同治十二年（1873），春三月，白彦虎纠集陕西、西宁叛匪万余人直扑敦煌，匪首白彦虎驻扎新店台巴尔湖一带，叛匪围攻秦安坊的张家堡。沙州营统领胡鹏飞、马*、李宗经、朱四率绿营兵和民团三千人出城剿匪。官兵到秦安坊张家堡后，叛匪突然逃离远遁。几位统领见此情景，看不懂叛匪是缓兵之计，居然荒唐地认为是惧怕官兵，自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严重误判致使官兵慢不戒备。更荒唐的是昏庸的统领李宗经置大敌当前于不顾，置军情、责任于不顾。为“彰显”自己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居然把张家堡作为礼堂举行婚礼。几天后，白彦虎率叛匪突然蜂拥而来，杀回张家堡，将张家堡团团围住，围困六、七天后，堡内粮秣断绝，只得选择后半夜突围。新郎官李宗经突出堡门立刻被围住，当场毙命。马*、朱四二人逃回，胡鹏飞被俘，官兵丧失辎重无数。白彦虎率众叛匪屯驻北郊庄浪坊一带。《重修敦煌县志》用“荼毒毕至”形容庄浪坊和敦煌百姓惨状。后来官兵输粮二百石赎回胡鹏飞。
四月，白彦虎率叛匪万余人两次临城示威，震慑官兵百姓，旌旗蔽日，势甚猖獗，官兵一时也难以对战取胜，只能互约停战。于是战场间隙出现了奇葩的一幕：双方公议在北郊外漳县庙设立市场，以通有无。
从同治十一年到同治十二年三、四月间，被叛匪攻破抢掠洗劫的堡子还有狄道堡、秦州堡、清水堡、周家堡、颜家堡。
五月，马长顺带领叛匪攻习家堡时遇到了强硬的对手，遭遇惨败。习家堡，建于咸丰五年（1855），位于庄浪坊南，现黄渠镇常丰村一组。堡子东边是一条由南向北的大路，西面三十多丈就是一条党河洪水冲刷而成的深壕，北面是一块低洼地，西北方二里处是关帝庙。堡子坐北朝南，南北长四十丈，东西宽三十六丈，占地面积二十四亩，墙根宽约一丈，顶宽六尺，顶外外有垛口，内有女儿墙，四个角墩有瞭望射击的角楼，南垮角门，门楼用青砖砌成，整个堡子居高临下，雄据一方。习家堡主人习登灜是咸丰年间考取的贡生，足智多谋，威望服众，人称习老农。习老农倡议周围百姓捐粮捐钱，组织起来与叛匪斗争。战前就做了充分的准备，派自家驼队去党河口运来鹅卵石，在堡子四堵墙上每隔一丈放一堆，做防卫礌石。习老农亲自去县府，请求拨发三十支火枪及大刀长矛若干以备战时之需。
吕钟先生的《重修敦煌县志》详细的记载了战斗过程：
贼马长顺围攻庄浪坊之习家堡，庄主习老农足智多谋、威望服众，倡捐钱粮与贼相持。贼用地雷攻堡，雷发地落丈余，墙不能倒。贼又深掘隧道，习以木石重物筑地，地陷压贼二十余人。贼又筑堠，高逾堡墙，用大炮轰击堡中，习使敢死壮丁百余人，猛扑上堠击杀贼，贼居高不能俯射，强半致死，并隳其堠，贼计穷解围而去。
据高年者童作栋云：白彦虎之弟白小虎，红衣褐卦，戴黑眼镜，登堠瞭望，指挥众贼围攻，被炮击中，毙贼堠下，贼众大骇，哭声震天，遂解围。
六月，白彦虎获四郊夏禾殆尽，淫掠焚烧数十日，逃窜新疆。
那场战斗经历了叛匪用地雷攻堡、挖隧道攻堡和筑堠攻堡三个阶段，整整持续了26天。吕钟先生记叙的习家堡保卫战只用一百多个字，虽寥寥数语，却生动的写出了习登灜不畏强暴、足智多谋、沉着冷静、指挥有方；写出了叛匪凶残狡诈、荼毒生灵；写出了常丰村的先民们不怕牺牲、抵御外侮、勇敢杀敌、保卫家园的英雄精神。之后，敦煌的老百姓编出了歌谣：“安西城是跑马的，敦煌城是不咋的，习家堡是铁打的。”，这首歌谣一直流传到了现在。第二年春，县府为表彰习家堡子抗匪有功，送给习家堡蓝底金字匾一块，悬挂在上房门楣上，楹联一对：华构凌云庆衍五福锦堂映日祥集千秋
县工商联送来蓝底金字匾额：“冈始衍庆”。楹联一对：
钟鼓乐辟擁以昭文运
诗书衍世泽聿振家声
习老农和常丰村的先民值得我们敬仰尊重，永远铭记，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之后，敦煌的先民修建的堡子有：
梁家堡 建于光绪三年（1877），位于莫高镇泾州村。
程家堡 建于光绪五年（1879）四月，位于莫高镇会宁村。
潘家堡 建于光绪九年（1883），位于莫高镇新店台村。
朱家堡 建于光绪十年（1884），位于黄渠镇原马圈滩村。
秦安堡 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位于转渠口镇原秦安村。
何家堡 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位于下狄道坊，即现在郭家堡镇六号桥、七号桥一部分。
朱家堡 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位于莫高镇新店台村。
任家堡 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位于莫高镇会宁村。
杨家堡 建于光绪廿年（1894），位于转渠口镇原石槽村。
高家堡 建于光绪廿年（1894），位于月牙泉镇杨家桥村。
何家堡 建于光绪廿四年（1898），位于月牙泉镇原兰厅村。
这个时期建堡11座。
吕家堡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中北隅农长吕万忠住吕家堡内。当年7月，肃州防军排长吴廷章率众哗变，溃出嘉峪关，自称安国军司令，沿疏勒河西窜敦煌，率众攻破吕家堡，叛匪和掳掠良民700余人住吕家堡。叛匪四乡骚扰，奸淫掳掠，无所不至，勒逼垠战，饱裕而后出安西。最晚修建的是南湖堡子，位于现阳关镇寿昌村。由于南湖离县城远，清和民国时期经常受南山土匪劫掠。1942年根据“湖民计要御保生命财产求其安全，惟择地建造碉堡，方能保民御匪”的请求。经县政府准许，派士绅祁居温、张作孝前往督工，动员南湖全乡老百姓打造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堡子。此堡建成后请当时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先生题写了“攘夷护耕”的匾额，足见南湖堡子虽建设晚，但知名度高。可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被夷为平地，就此变成人们记忆中的堡子。
修建的墩有：
代家墩 建于光绪十一年（1885），位于黄渠镇代家墩村。
雷家墩 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位于转渠口镇雷家墩村。
杜家墩 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位于七里镇杜家墩村。
还有一些堡和墩只留下了名字，在本文后有附表，实物早已荡然无存，也没有文字资料记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在敦煌农民自发组织修建堡、墩的同时，敦煌县府和驻军也修了一些界墩和烽火台。据1960年任子宜、张志撰修的《新敦煌县志》记载：乾隆廿五年（1760），县府和驻军在县城西北220公里修建干墩，是敦煌县和哈密分界墩。因此墩附近无水，俗称“干墩”。在西南260公里处修建于白土墩，是敦煌县和青海分界墩。在县城以北约50公里处修建了石碑墩，石碑墩为敦煌和安西县分界墩，俗称“新界墩”。墩顶置放着敦煌北湖与安西西湖分建的石碑。道光末年，石碑立在条湖子龙王庙中。民国初年，石碑上的文字被人砸毁，石碑被人向西移放，称“石碑子”路口。1944年春，敦煌农民与安西农民因种“撞田”发生边界纠纷。第七区督察专员刘亦常又在“石碑子”路口西筑越界墩一座，作为分界标志。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从1950年春天起，人民解放军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彻底剿灭了周边的叛匪，从根本上铲除了祸害敦煌百姓的一切隐患。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和睦相处，敦煌人民彻底解除了匪患。堡和墩也就失去了防御避祸作用，有的遭到人为的破坏，有的年代久远自然坍塌，剩下的寥寥无几。一百多年前，敦煌乡村的那些堡和墩，在当时敦煌百姓眼中是高大、坚固、威严的象征，是他们的依靠和保护神，百姓对堡和墩有依赖感、亲切感，是故土的记忆和乡愁。有的甚至慢慢的把自己移民来的坊的名字淡化忘记了，用堡和墩的名字代替了自己故土家乡的名字。
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名字，承载着敦煌那一段历史，沉淀着地域文化，这些堡和墩已成为敦煌先民坚韧刚毅、团结一心、不畏强暴、热爱故土的象征，是敦煌先民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和意志的体现。
END
本文作者：中共敦煌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本文来源：《敦煌学习与调查》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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