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者，水转谷也。”（许慎《说文解字》）漕运是指中国古代利用河、海水道将粮食转运至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物资调度方式。漕运活动背后牵涉整套保证王朝国家正常运转的制度体系，是中央朝廷控驭地方的重要契机和手段。此外，作为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经济义务，年复一年缴纳漕粮对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亦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集运输工程、经济制度与社会活动三位一体的漕运萌芽于先秦时代，发展到明清时期日臻成熟。清代每年从全国八省（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征集粮食四百万石以供皇室开支、军饷防务、官员俸禄等用途。有清一代既是漕运的成熟期，也见证了其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
漕运走向衰落与“漕弊”日益深重密切相关。作为一项重要的周期性经济活动，参与其间的各色人等自然都希望借此谋取私利。所谓“惟是利之所在，人人得而争之”。“漕弊”正是漕政领域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当“国计”“民生”在征漕上的矛盾凸显，漕区百姓难以维持基本生计，他们就会参与到“告漕”“闹漕”斗争中，引发漕案。《清史稿》评价咸丰年间的局势时称“国运之濒，肇端于此”。其实在发生近代转型的前夜，嘉道之际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开始了江河日下的历史进程。频繁发生的地方漕案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时的社会情势。
“告漕”案件之湖北天门“蔡士仁案”
清代某些重案出现错判致冤及本地司法机构拒不受理等情形，百姓可越级直接向皇帝或钦差申诉，称为“叩阍”，民间俗称“告御状”。然而，“叩阍极难，其人伏沟中，身极垢秽，俟驾过时，乃手擎呈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即时捉得，将状呈上”。普通百姓若想叩阍，需承担较大的风险。《大清律例》规定：“若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因此，通常只有确有重大冤屈而控告无门者，才会选择以此方式进行申诉。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间，湖北荆门州人蔡士仁因缴纳漕粮时遭到书役勒收折色（“折色”指交钱代粮）而在道旁叩阍。据蔡士仁供称：
我系荆门州人，年四十岁，家中还有兄弟蔡士义，母亲陈氏。我向来教书为生。因地方官征收粮米例外苛索，向例征收本色，衙役门（们）不要本色，要收折色。上年湖北省米粮价值甚贱。市价每斗制钱一百文，交纳时要交钱八百文。又多出由单，添出卡票，又有常规索诈钱文，种种苦累……我苦累不过，是以叩阍呈告。
蔡氏两年前就曾到安陆府上告，但因地方衙门偏袒书吏，案件很快不了了之。这次刑部官员认为蔡氏所供“虽系一面之词，但事关折收派累”，应引起重视。乾隆帝在上谕中强调“地方官征收粮米，自应按例收纳”，当即令刑部侍郎穆精阿会同湖广总督舒常、湖北巡抚姜晟赴荆门州秉公审理，并称“如果蔡士仁所供属实，则该州官吏苛征舞弊，各上司通同徇隐，不可不严查究办”。
不出两个月，穆精阿审明回奏：“蔡士仁因纳粮与（粮书）廖正明争闹，挟嫌控告，廖正名曾向花户索取由票截费。”最终“计赃在十两以内，各分别按律断罪”。尽管乾隆帝对此案作出高调表态，但最终也并未将其作为彻查两湖漕政积弊的契机，而只是草草收场。这一方面与朝廷对“争讼”——尤其是“民”与“官”争——的自然反感有关。从“争闹”“挟嫌”等表述中也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征漕吏役毕竟是漕政起始环节的重要保障。为维持地方漕政正常运行，朝廷对其不法行为通常予以相当程度的忍耐和包容。
更为曲折的湖南湘乡“童高门案”
与上述蔡士仁案类似，但更为曲折的还有湖南童高门案。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湖南湘乡县粮户童高门在乾隆帝行经密云途次时叩阍呈状，据童氏供称：
（我）系长沙府湘乡县人，充当区首。乾隆五十二年，该县粮书彭重美等五人违例勒折漕米，每石折银五六两。不等伊运米十石到仓，延搁不收，屡经控告，又复延宕不结，只得交银四十七两五钱作米十石。
乾隆帝对此案十分重视，派出刑部侍郎王昶、兵部侍郎吉庆亲赴湘乡“将该户书等如何违禁勒折、串差舞弊是否确有实据，抑或童高门是否有挟嫌诬控之事秉公查审”。后经查实，湘乡地方广阔，粮户挑粮至县城交兑甚为不便，粮书吴清桂等人为边远粮户先行垫出粮米，再凭串票（征收田赋时的缴款凭证）向其收取钱文。每斗粮食折收钱三四百文不等。按照乾隆五十二年的湖南粮价，每斗粮实际价值应低于120 文。地方差役“垫米”后所收漕粮达原额三四倍之多。
至于“勒折”一事，童高门承认系其挟嫌报复而捏造。尽管案件最为核心的差役“勒折”情节或为不实，但此案依然反映出乾隆时期两湖漕政的诸多面相。童氏之供述虽有捏造成分，却未必毫无现实依据。结合上述赵申乔奏疏及湖北蔡士仁案，地方吏役之所以敢如此无所忌惮，在于即使粮户控告，案件也常“延宕不结”。可见地方官已与其达成某种默契，勾结欺压普通粮户。乾隆帝对此应该也有所认识，“朕思外省书吏舞弊侵渔之事，自所不免，加以官官相护，恶习牢不可破”。
童高门案反映出的漕粮“包揽”现象也是清代两湖漕弊的重要表现。康熙年间湖南就“里甲有大户小户之名，凡小户粮赋俱大户收取，不令小户自封投柜，甚有驱使之如奴隶者”。更多的则是地方收粮书差包揽钱粮。所谓“湖南钱粮积弊，多半由于蠹书之包征包解”。如华容县地方官唯恐漕粮无法按期收齐，于是在征收漕粮时，由书差先行代垫。其后“官给空头串票与之，其花户姓名、粮石多少任由书吏填上”。这就为其肆意浮收提供了机会。此外，该县还有所谓“保户”。“保户者，包纳者也。”“其挟制小民，浮收十倍于官，官不问也。”
地方戏曲中的湖北广济“张朝宗告漕”
与四年前对蔡士仁案的轻率态度不同，乾隆帝对童高门案的处理不可谓不果决、严厉，甚至牵涉到已离任的府一级高官。但两湖漕弊并非就此消除。作为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地方戏曲中对此也有生动反映，以往对此研究者关注较少。
黄梅采茶戏传统剧目《张朝宗告漕》即取材于乾隆时期湖北广济县发生的一起真实漕案。
剧情是周克士等八大经承包揽漕粮征收，肆意苛索。米商张朝宗出于义愤，领导当地农民先后到广济县、黄州府告漕。但审理官员收受贿赂，将其以诬告罪收押，严刑拷打。张朝宗之子张元功不得已而冒充钦差，闯入总督大堂，为父申冤。湖广总督被其孝心感动，最终查清冤案，贪官受到应有惩罚。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月，确有一道谕旨论及湖北广济县“蠹书周锡梿等十二人轮充粮库总书。自乾隆十四年至今，岁岁加派，私征分肥”。其中还称：“广济一县既有不法蠹书朋比为奸，则他邑难保其必无，此所关于吏治民风者甚大。”乾隆帝令布政使富勒会同湖广总督硕色“详细追究，从重办理”。最终，“庇纵揑饰之守令李珌、马汝明”都受到相应严惩。
有学者利用广济《张氏宗谱》中的一些记载和田野调查所得口碑资料试图还原张朝宗（原名张瀚源）的真实经历及弹词《七乡员》、黄梅戏《告经承》的生成流传过程。湖北武穴市（原广济县）编订的一些现代志书也收录了张朝宗其人其事。实际上，其细节的真实性仍有待进一步的史料挖掘。
地方戏曲毕竟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且多靠口传心授，唱段时有改编。《张朝宗告漕》所本的历史事实应该已难考其原委，但结合乾嘉以后两湖漕弊深重的历史语境，在当时发生这样的故事确有现实土壤。其反映出地方漕政恶化与清中后期吏治败坏的关联，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时人“嘉庆以来，吏治稍弛，官吏丛睉于钱漕浮收勒折，民不堪朘削”的观察。嘉道以后，类似作品在鄂湘赣一带广为流传，也可看出漕弊对“民生”的伤害已引起民众普遍不满。
“闹漕”案件之湖南醴陵“匡光文案”
传统法律框架内的控告行为是漕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方式，但地方官府通常对结果有较大的预判和掌控空间。群体性的抗粮运动则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武力抗争行为，直接影响到地方秩序的稳固，挑动着专制皇权最敏感的神经，是“民生”影响“国计”的激烈体现。所谓“官擅漕利，民冒死与官争”。（包世臣：《安吴四种总目序》，《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包世臣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1页）嘉道之际，随着吏治败坏，地方漕弊愈发深重，官民矛盾日趋激化，致使民间抗漕事件频发。
道光初年发生在湖南醴陵县的匡光文案就是一起曲折的连环闹漕案，历经数年才得以平息。醴陵地方官征漕时惯于多端需索。积弊相沿，久益深锢。“遇有奇零，即收整数，名曰收尾。小户穷民，尤受其害；又加派外费银两，曰漕规；漕规例勒高价折银，以之分润上司, 曰漕馆；分肥劣衿，曰漕口；而州县所得，曰漕馀。岁盖以万计”。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王述徽任醴陵县令。他上任后即定下漕政新章，规定粮户交兑漕粮时，每一石米，需另给外费银（即漕粮附加费）三两六钱。正额可以征收本色，外费则必须交银。当时每两银值钱不过一千二三百文，而王述徽折价征漕时，按每两银四千四百钱计算。花户“纳米一石，并所浮收，需谷已近三石，而折纳外费银，需谷乃至二十四石”。
醴陵县民自然不满王述徽的肆意浮收行为，先后将其告至长沙府和省粮道衙门，均未获受理。于是监生程亮书亲赴京城告漕。按照当时的司法程序，该案被发回湖南重审。程亮书在此过程中被时任湖南巡抚左抚坐以诬告罪，发往边关充军。县令王述徽因引发漕案也被革职。
道光元年（1821年）十一月，因继任知县金德荣一如既往地浮收勒折，醴陵县民在渌口聚众闹漕，拒交漕粮。“众以求减不得，大哗，与官役互哄”，金德荣为掩盖其肆意浮收、激起漕变的罪责，竟诬告当地乡绅匡光文“聚众闹漕，伪造诏书闻于在吏”。匡光文不服诬告，亲赴京师向都御史控告。案件又按例发回湖南重审，布政使钱臻曾伙同金德荣浮收，分得漕利，于是将匡光文收押，希望草草定罪结案。
经过匡氏家族的多方努力，案件最终交由新任湖广总督李鸿宾审理。道光帝谕令：“如果匡光文并无聚众拒捕及诈传诏旨情事，自应据实平反，将承审各员参处。”李鸿宾详细查考相关事实后，准备为匡光文翻案。情急之下，钱臻慌忙下令将匡光文提前绞死。因匡光文案前后受株连刑讯逼供与关押致死者有27人之多。
从“程亮书京控”到“渌口闹漕”，再到匡光文案。地方官浮收漕粮，数年间引发一系列地方事件，且殃及人命。这起闹漕事件发生后，醴陵漕政得到初步整顿。道光三年（1823年）九月，敬惇典接任知县。他将每石米所征水脚外费恢复至制钱一千七百文，并在给巡抚左抚的复札中汇报称：“各花户皆踊跃输将，亲身投纳。”然而，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这样的宽松政策并未维持多久。“行之未久，浮征如故，漕米外费加至四千五百，水脚二百四十，又正银一两勒缴外费钱二千……其他需索种种，皆视前加厉”。农民负担甚至比闹漕前更重。
对于百姓聚众闹漕抗粮，《大清律例》中有明确的规定：“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及借事罢考、罢市，或果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尚无哄堂塞署，并未殴官者，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正因处罚甚重，诬告“闹漕”罪名才极易成为漕区地方官恐吓、打击抗拒浮收的民众的惯用手段。
“闹漕”案件之湖南耒阳“阳大鹏案”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湖南耒阳发生了一起民众闹漕事件。监生段拔萃因不满于州县里差浮收漕粮而赴京城呈控。案件照例发回湖南审理后，段拔萃被湖南巡抚以诬告罪关押。乡民阳大鹏等设法劫救出段拔萃。不久，段拔萃至湖广总督衙门投案自首。段、阳二姓起而抗粮，并阻拦当地花户纳粮。知县叶为珪派人在城中追捕，激起民愤。阳大鹏于是聚众千余人攻打县城。
湖南巡抚陆费瑔带兵赶至耒阳。道光帝令其“妥速掩捕，剋期竣事，勿使蔓延。为首之阳大鹏等及诸名匪犯务需按名捕获，尽法严惩，毋任一名漏网”。永州镇总兵英俊率官兵四处搜捕，杀乡民多人，起事乡民四散。阳大鹏家属及胞弟阳大鸿等多人被捕。在官兵合力围捕下﹐阳大鹏最终被俘。八月，官兵又在东、西乡搜捕余党七十余人。
耒阳闹漕事件发生后，或许出于对其演变为地方叛乱的警惕，道光帝一直表现得十分紧张，甚至在一月之间连发数道谕旨，希望尽快平息此事。他不无担忧地说：“其现尚观望之东乡民人，断不可被其裹胁。”等到阳大鹏等人悉数被捕，道光帝才安心从几方面着手处理善后事宜，力图最大限度消除其社会影响，以巩固地方统治。
为安抚民心，知县叶为珪因“于各乡所举约总（基层征税人员），既知有匪徒捏冒，并不严拿究办，辄因奏销紧急，仍饬差追，以致刁民藉口”被革职。得知“耒阳士习民风，素称刁悍”，道光帝让地方官员加强防范，严行查禁“私藏军器，敛钱议事，及刊刻无名传单”等不法行为。又考虑到“该县仅设驻城把总一员，额兵四十名，情形单薄”，特意从邻县调重兵驻守。与此前湖北崇阳的钟人杰闹漕事件不同，道光帝这次特别提出要对耒阳漕政进行整顿。具体措施上，“将里差名目，永远革除，饬令各乡议举约总、甲长，由官点验，按年输充”。另外，“严禁占匿、拖欠、包完、垫完之弊”。至于实际效果，相关文献并无详细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湖南州县漕弊依然并未消除。
从“漕控”到“闹漕”背后是社会矛盾的积聚
从“漕控”到“闹漕”往往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官民矛盾不断激化升级，最终才会“刀兵相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清代重大漕案的处理程序上存在漏洞。上述两湖的几起闹漕事件中大多存在百姓上京控告，发回地方重审时被诬入狱的情节。
“凡遇控漕，必先押回本州县勒追”的规定本是考虑到地方情况的复杂性，也是希望将“民告官”的影响尽量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以免更多民众起而效仿。然而结果却常是“地方官操纵在手，恨其上控，倍加抑勒，既满其苛浮之数，又逼令具结自诬，否则竟不斛收，仍科以抗粮之罪”。其实，如果中央不抱“大事化小”的心态，反而既在明面上纾解矛盾，又很好地展现治理地方漕政的决心，从而才能真正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另外，从以上“闹漕”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不难看出，清朝官方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对“闹漕”及“闹漕者”表现出天然反感。有研究指出，浙江归安县民陆名扬于道光初年闹漕后，其形象由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正直好人”变为素不安分的“积惯地棍”。以上几起“闹漕”事件的主角在官方记载中也无不是所谓“刁悍之徒”。参与其中的民众则尽是“无知刁民”。正因有“民与官争，罪在于民”的心理基础，“闹漕”才会成为一项为贪官酷吏操纵的罪名“凡纳米必先缴外费﹐否则指为抗漕﹐立予刑杖,虽生监不免”。
地方志编写者对本地风俗民情通常会有更切实的理解，其在历史书写中常暗喻与官方有别的褒贬之意。然而在地方志中，这些一定程度上可谓“为民请命”的“闹漕者”也多为“叛乱者”形象：“嘉道以还，文武恬嬉……新宁有教匪蓝正樽之乱，平江有湖北钟人杰之乱，武冈有曾如炷之乱，耒阳有阳大鹏之乱，宁远有粤匪胡有禄之乱，新宁有李沅发之乱……郴州有天地会之乱……”将钟人杰、阳大鹏等领导的“闹漕”运动与天地会起义等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叛乱行为并列，即可看出其评价倾向。
“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他们通常只能以日常“弱者的武器”进行对权威的反抗。如有农民拖欠漕粮至数十年，朝廷觉得追索无望，“徒有行追之虚名，而究无补国家之实用”，只得一律予以蠲免。“闹漕”本是地方民众表达诉求的最后不得已手段，反映出其生存状态的急剧恶化。但在“国计”重于“民生”的统治理念下，却多被官方理解为对统治秩序的蓄意挑战。民与官争，往往归罪于民，更遑论双方的所谓“权力博弈”。嘉道年间以后，即使民间“闹漕”时或发展至攻城杀官、殒命者众的激烈地步，漕政依然得不到根本整肃。“闹漕”都无法解决问题，合法控告则更是如此。如湖南宁乡“自（道光）十一年以后，呼诉于京师及湖广总督、巡抚者踵相接，皆不得直”。
（作者单位：武汉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