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一再劝告百官，不要敛财，而要使人民安居乐业，“生生”。换言之，当官要为国为民理财，不能为私为己敛财。
先秦圣贤很少将义、利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相互联系，义是利的根本，以义制利。仲尼执鞭，何尝否定财利。《论语·述而》引孔子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易经·乾·文言》说：“义者，利之和也。”2015年入藏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圣人乐义而美利。”（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载《文物》2017年第9期）
先贤反对的，是官员以公权利为自己敛财，不能造福百姓。鲁国大夫孟献子曾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要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人家，就不要任用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用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用偷盗的家臣。”就是说，一个国家不应单纯以财货为利，更应以仁义为本。做了国君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不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不能站在普通百姓一边损有余补不足，必定陷入小人的行径。《礼记·大学》中说：“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不幸的是，后世儒者多将义、利对立起来。孟子答梁惠王：“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到西汉董仲舒那里就成了：“夫仁人者，正其谊（谊通“义”——笔者注）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更有甚者，为国理财，搞财政经济的官员都成了与民争利的“聚敛之臣”，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成为绝学。国家没有强大财力，不富则不强，汉以后国运转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历史上著名理财家，千百年来多为人所诟病。比如北宋神宗年间能臣吴居厚，通过市场运作，利权归国，不仅本路财用充足，还将大量金钱上交中央，为国家财政军需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墓志铭中说：“公在东土（东土，指京东路——笔者注）累年，处画精审，豪商右姓不得扰开阖之柄，而利归公上，坐收缗钱数百万，赡一路，且输其赢以实中都（中都，京师——笔者注）。”（葛胜仲：《枢密吴公墓志铭》，《全宋文》第143册，第63页。）
元丰六年（1083），神宗皇帝下旨褒奖他：“居厚将命一道，不辱使指，无黩乎上，不扰乎下，不諠于闻，而于二三年间坐致财用数百万计，前日县官窘迫，一朝变为宽纾。经费之外，又能应缓急之求。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9）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财政专家，却因雷厉风行被看成“掊克吏”“聚敛之臣”，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这样。因为官营盐铁等措施得罪了豪强巨富，竟然有人要将他投入到治铁炉中烧死。“元丰末，京东剧寇数千，欲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遁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4）
国家拥有强大财力，才能从经济基础上保证社会公义。一味追求“小政府”，只会使大资本、大商人左右市场，剥削人民——“小政府”是汉以后儒家小农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论者的主张，也是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的主张，二者本质上都是私人大资本的代言人！
总之，在经济问题上，必须分清公与私的界线。为政者，以“安利元元”，使百姓过上安稳好日子为第一要务。这要求中央政府不仅政治强大，财力上也要强大——经济层面必须“建中立极”。
朕不肩好货【5】，敢恭生生【6】，鞠人谋人之保居【7】，叙钦【8】。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9】，罔有弗钦【10】。无总于货宝【11】，生生自庸【12】，式敷民德【13】，永肩一心【14】。”
【2】隐：度，考虑。
【3】懋：勉。简相：简，阅。相，视。简相有考察检查之意。
【4】我众：众民。
【5】肩：任用。好货：敛财。
【6】敢：能。恭：举用。生生：使人安居乐业。
【7】鞠：养。保：安。
【8】叙钦：叙：次序。钦：敬。叙钦，依法重用或奖赏。
【9】羞：进献。志：内心。若否：正确和错误。
【10】钦：顺从。
【11】总：聚敛。
【12】庸：功。
【13】式：句首语助词，无意义。敷：布。德：恩惠。
【14】肩：能够。
（盘庚说）“啊！各位诸侯、大臣，各位官员们，每个人都应认识到建设新都中自身职责之所在。我会严格考察你们的工作，看能否听从我的命令，恭谨地治理民事。
“我不会任用聚敛钱财之人，而会任用那些帮助民众改善生活的人。对于能使民众安居乐业的人，我要根据他们功劳依法重用或奖赏。现在我已经把内心想法坦诚告诉了你们。你们已经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要违背我对你们的希望，不要总想着为自己聚敛财富，应该为促进民众幸福而积极建功立业，对民普施恩惠，让他们分享发展成果，永远和人民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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