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路展现汉口现代都市化进程
说起上海，必说南京路；说起汉口，难离江汉路。江汉路与中山大道十字交叉，有个共同的特点，一头连着华界，一头连着租界，集中展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江汉路在汉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条路上，可以集中体现汉口现代都市化的进程。
与西方主要依靠市民──资产阶级自身力量实现城市近代化不同，中国的城市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则走的是另外一条坎坷道路，即是在内与外，朝与野的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缓慢推进的，这种历史的合力，表现在汉口便是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来自外部。汉口开埠，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在汉口建立了租界。治权的分割，经济的掠夺，对城市来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是，它引进了一整套城市建设管理的模式，给汉口的建设带来的可资借鉴的样板，如近代化的码头、高大宽敞的西式洋房、整洁宽阔的街市布局、严格的道路交通管理和环境卫生的管理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休闲娱乐方式等等，对华界居民有一种示范作用。
开埠通商，租界的出现，使汉口从传统的内聚型商业市镇一跃而成为一个外向型的国际大商埠，从而改变了汉口发展的格局，汉口的商业中心发生位移，从传统的沿汉水及其入长江口的汉正街至黄陂街（今大兴路）一线迅速下移至江汉路及以下的租界一带。当时靠近租界一带地价迅速攀升，由前花楼（今黄陂街）至黄陂街（今大兴路）“街口最昂每方四百两（白银）至五百两，稍入街中每方不过二三百两而已”，“外国租界及附近之地其价格倍于中国本街”。租界和江汉路一带与租界相邻的华界地区由一片荒凉之地很快地发展成为新兴商业区。
促进现代化的第二种力量是开明的封建官僚，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公堤的修建，为汉口城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堤内的湖淌和沼泽之地填平开发为城区商业用地成为可能。他主张修建的京汉铁路，也促进了铁路线以内包括江汉路一带的开发。后城马路的修筑更带动了江汉路一带商业发展。
民国成立，汉口商业街歆生路（今江汉路）遍插五色旗。
买办、商人是城市现代化的第三种推进力量，他们在城市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汉口以刘歆生为代表。由于长期在外国洋行当买办，对西方生活方式、经营方式耳濡目染，使刘歆生不仅对应用市场经济规律有先天的直觉性，而且能够自觉用西方式的模式来经营城市、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西方是用军事权力、用全盘移植的方式使汉口城市现代化，刘歆生等人则是用手中的钱袋、用市场规律既模仿西方，又有所创造来进行城市现代化的尝试。歆生路，可以看成具有现代商业意识和现代城市意识的商人介入和推动城市现代化的一种范式。
歆生路和扬子街一带原本不是租界的地盘，是刘歆生的私产，是一片低洼水淌地，1901年刘歆生与英租界工部局私下交易，租界无偿提供垃圾、煤渣，刘歆生承包，组织填土公司将这一片地填平。刘歆生出让路基由英方筑成歆生路和扬子街，纳入英租界，刘歆生的这块余下的地皮也随之增值。英租界凭与刘歆生的个人交易，不经过中国政府就扩大了地盘。刘歆生又在英租界外围填土造地，越过后城马路，将歆生路延伸到铁路边，在歆生路一带修建了亨达利、中英药房等高质铺面楼房，在歆生路街背建造了生成里（今交通路两边）整齐的二层楼房出租。在后城马路西北面的歆生路地段，刘歆生出让地皮或直接参与，由汉口的买办商人官僚巨富创建了华界的模范区等近代化里分和横街。江汉路一带由郊荒之地迅速城市化。
中西文化在江汉路的碰撞融合
江汉路的地理位置、街市景观、商业经营方式，都呈现中西文化互相融合渗透，带动城市现代化的缩影。
从地理位置看，它是租界与华界的分野，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直接对话，是连接黄陂街、花楼街等华界商业区与租界洋商区的衔接地带。江汉路南段一带街区因是租界或紧邻租界而幸免于辛亥之役汉口大火，江汉路迅速发展成为繁盛的商业区，中资与洋资银行商号，新兴的公司与传统的店铺，国货与洋货并行一街。
从街市景观来看，进入20世纪以来，江汉路上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西洋式高大建筑。也有中西结合的商号门面，如1913年兴建的号称“楼外楼”的汉口大旅馆，四层楼上的屋顶设置亭园山石。1930年以前，这些西洋式建筑是由外国工程师设计，由中国的建筑公司（营造厂）施工，采用古典主义的手法，特点是立面皆有西式柱廊做装饰，多为花岗石外墙，钢筋水泥结构。比如江汉关大楼、日商台湾银行大楼、日信洋行、浙江兴业银行大楼、中国银行大楼、璇宫饭店与新华百货公司（后在此办国货公司）综合楼等。1930年以后江汉路上的高大建筑一般由中国工程师设计，并由中国建筑公司施工。这一时期的建筑率先接受欧洲新建筑运动的思想，采用西方先进的结构技术，更注重内部功能，外型采用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如四明银行大楼、中国实业银行大楼以及抗战胜利后建的永利银行大楼等。这一时期也有新建、改建的带古典风格的建筑，如聚兴诚银行大楼等。
20世纪30年代江汉路上的中国实业银行（右）和日本台湾银行大楼（左）。
街市景观的改变，还体现在辛亥首义后的里弄居民区建筑上。在辛亥武汉保卫战中，江汉路街区的精华部分因是租界或由商团与民军携手防卫而幸免于清军的大火。而中山大道外的江汉路段，江汉路以西至硚口的旧城繁华街市精华大部分被焚毁。虽然民国之初孙中山下令重建汉口市区，地方当局也作了规划，但由于财力所限，政府仅修了几条马路，大量的重建是汉口商民自行进行的。
1912年起，一些官僚买办富豪在江汉路一带的荒地废墟或棚户地带修建了一些近代化的里分，如今江汉路南京路之间的四成里（后改称义城总里）、保和里、保安里、联保里、兴业里、宁波里、聚兴里等，最有影响的是江汉路至大智路之间的“模范区”2000多栋里分房屋和同时形成的丹凤街（今江汉一路一段）、华商街（今江汉二路一段）、吉庆街、铭新街、泰宁街等十多条街道。这些里弄房屋学习西方联排式二层楼结构，入门各成单元，一般采中式二合院、三合院形式，楼上有阳台、平台，临街铺面开阔，反映出中西融合的风格。另还有一些别墅式的豪宅。租界区的江汉路里分还有另一种特色，如上海银行旁的鼎安里（今上海村）临街五层带铁瓦的罗马风格商住楼花饰华丽，背后是几幢三层的连排带院青砖房。
在商业经营方式上，近代新兴的公司建立，商店经营采取股份制，打破了武汉商业长期独营、合伙经营一统天下的格局；商品经营上采取订购、预购，到外埠甚至国外设庄采购等，如江汉路上的华胜军装总公司就标榜“本公司专向各国各厂定购呢绒绸缎洋货，维新花色”；经营管理上，新兴的股份制企业从聘任经理、雇用店员到分配方式，都比较全面地实行了资本主义方式。到20世纪30年代，江汉路无论从市政建设还是商业规模都达到了鼎盛时期，整条街商号达240多家，商业服务项目涉及衣食住行娱乐各个方面。有从西方引入的洋货，也有中国传统的产品。有新式的名商号，也有中国的名店名品。比如中菜酒楼的著名菜点，有广东帮冠生园的广东小食、四海春的清炖猪肚和腊肉炒冬笋，徽州帮太和楼的烧青鱼头尾，川帮的味腴川菜馆的粉蒸肉和什锦白菜，璇宫饭店的干丝肴肉等。著名的西菜馆有海天春、普海春和璇宫。30年代初、中期，中餐馆经营不景气，而西餐业务不衰。江汉路上还有其他一些名店，如悦新昌、鸿彰永绸布店、精益眼镜店、亨达利、亨得利钟表店、启新照相馆等。启新是当年官方的指定照相馆。
江汉路商家靠多样性服务吸引顾客
江汉路的社区居民和商户高、中、低等都有。商业门类的多样性和品种的齐全性，使其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有代表性的商业街。这种多样性在于它服务对象的多样性，这是由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
由于租界的存在，大量洋货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引进，市民经历了一个由抵制到习惯和喜欢洋货的过程。随着市民的崇洋心理的逐渐升温，达官贵人们追求西方资产阶级享受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服务项目的配套多样化是吸引顾客的手段之一。比如1913年开业的汉口大旅馆，拥有2栋五层洋楼，安装有电梯，这在当时是武汉华界第一部电梯，屋顶露天花园设茶座、酒吧，东楼设中西餐厅，它的“瑞海”西餐厅首开武汉西餐馆之风气，对外营业。东楼楼上的客房，配备专门从国外进口的红木西式家具、钢丝床。西楼则是征逐声色之所，有戏院、弹子房等。开业以后，以娱乐为号召，官僚政客、巨贾豪绅、名流名妓充斥其间。
又如1931年建成的璇宫饭店和新华公司大楼。这栋大楼仿上海先施永安公司的营业方式，下层为新华百货公司，中层为璇宫饭店（设中西菜馆和客房），最上层为凌宵游艺园，内设电影、京戏、汉剧、苏滩、杂耍等，规模虽不大，而游客颇众。1933年的新华百货公司的广告上说，“推销中华国货，统办环球货品。附设璇宫饭店、璇宫酒楼、凌宵屋顶游乐场”。1935年在新华公司原址有商人集资开办了中华国货商场，经营上海产品。1937年底在此又有中国国货公司武汉分公司开业。因抗战而中断，1946年10月以后复业的国货公司已是名不副实了，一位来自孝感的女教师描述了这样的印象：“就仿佛置身在电影里看到的美国百老汇商店，在五光十色，竞奇斗艳的各色商品里，什么Luciq香水呀，Tansy香粉呀……没有一样不是同在江汉路美式商店里见到的一样。”由于美国货倾销，已是洋货国货并存，这也是市民乐于用洋货的市场规律使然。
1935年汉口江汉路夜景。
西方生活方式对华商特别是买办的影响，还有另一种表现。比如说，各国租界都建有俱乐部，由于语言障碍及生活方式的区别，洋人都不乐意华人参加，连那些洋行的买办也不例外。然而，这些经过洋风熏陶的华人买办又醉心于欧美生活方式。在民国初年，刘歆生、王伯年、蒋沛霖等洋行买办邀集组织了华商总会，就设在英租界江汉路与鄱阳街口，于是官绅巨贾纷纷来此享乐。1922年会址迁到汇通路，并把门前的路命名为华商街。
在引进西方生活方式方面，江汉路还有一些武汉第一。比如，30年代中，汉口最大的专做女服的上海时装公司，开武汉女式西服的先风。出租汽车行业也肇始于江汉路。1912年，法商在歆生路创办了第一家汽车行，有小座车6辆。1933年记载的汽车行在江汉路上就有5家之多。
江汉路也不尽是富人的天堂。相对来说，江汉路的豪华地段主要在江边到中山大道一带；在靠铁路一带，又是另一番景象。档案史料显示，江汉路不仅有大烟馆，还有乐户娼妓的“繁荣”，中山大道至京汉铁路边，前进五路至南京路范围，曾是三四十年代旧市政府划定的娼区。
循礼门铁路外，是刘歆生的豪华私宅刘祥花园，铁路内有一个大型游乐场老圃。原先江汉路与循礼门火车货站之间250多米长的地段是一片湖塘菜地，后来铁路上的搬运苦力，以及一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做手艺的、挑担的、唱戏的、杂耍卖狗皮膏药的、测字算命的，在这里搭成了一片棚户栖身。1919年，这里办起了老圃露天戏园，地临歆生路边，用竹子围成院墙，建有木构二层楼的东舞台、西舞台，院内到处摆摊设点，是汉口小市民与下层劳动人民娱乐的中心场所，生意不比“新市场”差。《武汉指南》记载，“自民众俱乐部（即原新市场）停办后，汉口游艺场只有歆生路老圃一处，内有京班、汉调、文明戏（即话剧）、电影、杂技、大鼓、双簧及群芳会唱，每晚下等妓女麇集，勾引游客，无所不至，故人多乐往游，夏季尤盛，通宵达旦，歌声不断”。1931年大水将老圃彻底摧毁，逐渐变成下层人民的栖身之所。
江汉路的沉浮折射时代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江汉路曾在武汉城市经济生活中辉煌过,是几十年的商业中心。改革开放前，就像到上海不到南京路，好像未到过上海一样；到武汉不到汉口，到汉口不到江汉路，就像未到过武汉。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有武昌的朋友说到汉口江汉路像乡里人进城。因为这里品类齐全，老字号多，比如由悦新昌等合组的武汉绸布商店，由国货公司改造的中心百货商店，武汉解放前曾为西服男装首席的祥康西服店1963年也迁到江汉路改为扬子江服装厂，还有滋美食品厂，妇女用品商店，1971年在江汉路口30年代以前坤班唱戏的怡园遗址又建立了武汉市无线电商店总店等等。过去有一种说法，新姑娘出嫁，从江汉路一头走到另一头，嫁妆就办齐了。可以说，江汉路是武汉商业的代表，人文景观、城市形象、商业文化的代表。
江汉路也是几经沉浮。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就使江汉路的商业大受摧残，大伤元气。一些有名的商号、银行撤出了江汉路，一些著名的建筑被日军占用，商店、旅馆物资被日军洗劫，江汉路一带几个里份被炸毁，成为日军的兵营和养马场，从此江汉路走了下坡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对资改造，公私合营，合作化，江汉路上的商业银行并入合营银行，“文化大革命”时又并入人民银行，江汉路已失去金融街的地位；西菜馆因失去了原来的服务对象、人民崇尚俭朴而停业；1957年、1958年，由于合作化过猛过急，饮食店拆并过多，文革中合作店全砍并，盲目向国营过渡，在“大众化”的口号下，经营业务简单化，传统技艺濒于失传，饮食品质量和服务低劣。到改革开放前江汉路的商业完全是国营经济的天下，但依然是汉口商业中心。改革开放后，1983年江汉路辟为商业一条街，多种经济形式兴隆起来，1985年被国家商业部命名为全国十大“文明商业一条街”。
1992年的江汉路夜市。
从地理上来说，江汉路处于闹市，其商业中心区位优势不可替代，一批传统名店、老字号与新兴商号并驾齐驱。它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使它不仅有商业、购物功能，而且更有旅游的功能价值。今天，江汉路步行街定位为购物、休闲与游览于一体的新型商业一条街，成为武汉市的一张不褪色的城市名片，与改造后的中山大道步行街区融为一体，不仅对本埠居民，而且对国内甚至海外游客有很大吸引力。
江汉路是武汉城市发展史上一条具有特殊意义的街道，它浓缩了一百多年来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印迹，体现了汉口作为一座商业城市的商业风貌以及地域商业文化、商人商业行为方式。作为商业街区，它有辉煌的过去，也会续写新的辉煌。
（涂文学 宋晓丹）
